在戈家
聚会日益增大，因为谢文津与孟宝琴带两岁儿子也来台湾
。她原是俊贤好友，到台北建国中学教英文，孟兄进铁路局机务处工作，住在罗裕昌单身宿舍。大陆局势不好，渐渐地来台湾人更多。
罗裕昌有时和同学
起，有时独自人，常常去温州街找
，而且几乎每天上午打电话到台大。那时文学院只有两座电话，在院长室，在共同办公总务室。电话来，那位中年陈秘书会到走廊上喊声，“齐小姐电话!”在众目注视之下实在很不舒服，更不知说什
才好。有天，约在中山堂对面朝风咖啡室见面（也许是唯或仅余有古典音乐她方），坦白说，胜利后这两年无法投入新感情，到台湾来是对大陆政治情况不满，父母南北分离，自己只身人来此，明知有许多不方便，但既是自流放心情，甘于孤独，暑假仍想回去随父母生活，不能接受他好意。
过几天，他写封长信来，说他刚看《居礼夫人传》电影，感动得流下热泪，很钦佩她毅力与坚忍不懈努力。他信上写人理想，应有计划，有步骤去实现;先决定生活重心，讲求效率，节省精力，甚至于无意义交谈亦应当尽量减少。
这样人生态度是过去从未听过，这样宣示，伴随着强烈爱情语言，在当年仍是文艺青年读来，是“很不样”，甚至很有趣。将近六十年共同生活之后，在整理生信件时重读，才恍然明白自己当年对现实人生之无知。在们相识之初，他已清晰地写下他处事为人态度，和敏感、好奇，耽于思虑，喜好想象天性是很不同。但是，吃够自己“多愁善感”苦，处在困境中，心中也佩服别人理智与坚强，甚至是愿意得到那样保护吧。
在台湾朋友，俊贤、文津，和在基隆港务局工作程克咏都觉得罗裕昌稳妥可靠，劝应该少些幻想，早日安定下来。九四八年暑假快到时，给父亲写信，希望他来台湾看看这个人如何。
信上说，“罗君二十八岁，武大电机系毕业，来台湾即在铁路管理局工作，现在任台北电务段长。九岁丧父，家境清寒，有姐妹四人，弟人，母亲现居四川资中县家中。他很努力上进，很有毅力……。”
父亲两次订期来台都临时不能来。到暑假，必须决定下学期是否留在台大。这时母亲终于离开北平到上海，连那向乐观父亲。也承认大陆局势不好，嘱暂不必回去谋职，可先收下台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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