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高
。
九八五年
车祸住院时，钱师母去看，说老师很掂念。年后再去看他，慢慢爬上石阶时，才看到路旁小沟里积满台湾少见
红枫叶。
那些年，钱先生眼睛已渐渐不能看书。和钱先生真正谈得上话以后，虽然时时感到他自然具有尊严，也感到种宽容和温熙，也许没有历史学问背景，也就不知道什
是不能越过界限。当他问坊间有什新书时，有时会以外文系知识，冒冒失失、糊里胡涂地带给他馆里出版书，也买些坊间话题论著，如柏杨书，送给他。
回台大之后，也常与他谈到用作教材些书，譬如最早先用《美丽新世界》、《九八四》和《黑暗之心》英文本时学生反应，谈得最多是《寂寞追寻》。对于追寻寂寞这种文化现象，钱先生感到相当“有趣”（他无锡发音至今难忘）。其实，九八三年他亲自赠《八十忆双亲与师友杂忆》书中，钱先生回忆他生重要著作多在园林独处寂寞中构思完成，尤其详述任教于抗战初迁昆明之西南联大时，在云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，独居小楼年，在“寂寞不耐亦得耐”情境下完成《国史大纲》，七十年来此书仍是许多人必读之书。只是他那种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会意义孤独，情境大不相同。
当然，九七五年后，钱先生面对蒋总统去世前后种种变局。忆及抗战前后中国之动荡，以史学家心情观察，感慨更自深沉，他直盼望而终于失望是个安定中国。《国史大纲》完成之时，昆明、重庆在日本轰炸下，前线将士血战不休，该书《引论》说:“以国人今日之不肖，文化之堕落，而犹可以言抗战，犹可以言建国，则以全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。”此段文章使更具体地解他为什肯在蒋总统邀请下，舍香港而来台湾定居，以为可以安度余年，因为他也和那时所有中国人样，有八年之久相信抗日救国必要，而九五0年后台湾仍是捍卫中国文化地方。
不敢进入史学范畴，但是对于文化史极有兴趣，尤其注意知识分子对政治变局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部编本，再接着是高中《中国文化史》新编，每件事都是新闻焦点。在那段时期，身兼人文社会组和教科书组主任双重责任，随时有去住“保安大饭店”可能，幸好生长在那样家庭，经历过许多大风大浪，父兄常常幽默地说，你当这芝麻大官，却惹上天天上报麻烦，必须记住蒋总统文告里指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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