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应当时时“庄敬自强”、“处变不惊”。爸爸以前曾说:“
这个女儿胆子小，经常“处变大惊”。”想不到，
九七0年代国立编译馆竟是“壮胆研究所”
其实，舆论界也不是面倒，民间希望学术中立革新理想者人数并不少，那时影响。大学时代《国史大纲》曾是们教科书，在人生许多不同阶段也曾重读。
近日知《国史大纲》在大陆又成必读之书，果真如此，书中首页“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”要求:“所谓对其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，尤必附随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。”对中国半世纪动荡，饱受摧残人性应该有增加温厚自尊影响吧。
如今回忆近二十年，隔着小方桌，听钱先生说话，如同他《引论》。都曾以不同方式，在不同变局中，对中国文化重作剖析。钱先生说话有时平静，有时激昂愤慨，在座有时仅人，有时和钱师母三个人。他无锡话多半围绕着这个心思意念，并不难懂。
记得后来次谈到w.g红卫兵对师长和文化人摧残，待这批人长大，统治中国，他们,bao戾人性会将中国带到何处去?深以为忧。钱先生说，w.g结束后，五十岁左右人仍会保存些国粹，他们有说话天，中国文化仍有延续希望。
那些年钱先生也常谈到台北政局，尤其是文人对变动政局态度。谈到抗战胜利后，西南联大由昆明迁回平津，还乡者几乎行李尚未安顿，战祸又起，人心惶惶。文人和般百姓样，亦不知何去何从。钱先生回到无锡家乡，在太湖畔之江南大学，教中国思想史等课，兼任文学院长。他在《师友杂忆》中回忆当时:“学校风潮时起，盖群认为不闹事，即落伍，为可耻，风气已成，时甚难化解。”每日湖里泛舟，或村里慢步，心忧家国，以五彩笔纂集庄子各家注，于九五年出版《庄子纂笺》。九四九年中共进驻时，大多数学者留在大陆，距抗战流亡不久，家人生计，顾虑实多，留下者没有不说话自由，由批斗侮辱中幸存已属不易，中国学术研究至此几乎形成断层。
九五0年钱先生由广州去香港，与友人创办新亚学院，最早只有数十个学生，第届毕业生只有三人，其中最杰出余英时在《犹记风吹水上鳞》文中谈当年简陋艰困情况和师生“患难之交”，他对老师重要著作和做学问开放态度有扼要见证。九六七年钱先生迁居台北，z.府礼遇学人，助其在阳明山管理局宾馆预定地上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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