经商或做官而居于外地，是绍兴常见
模式，因此周树人离家反而减轻
朱安承受痛苦和压力。丈夫不在身边，正好掩饰她婚姻不正常状态，而传统做官人让太太留在祖居侍奉公婆，也是惯见事。作为
个中央*员太太，朱安社会地位也提高。每天做完家务，她在黄昏时坐下来，抽几口水烟，这份嗜好和她年龄和身份都相配，也是排遣寂寞好法子。
这时朱安有块心头大石：她已近中年，无儿无女，不管作为主妇如何称职，作为周家媳妇却未完成任务。1914年11月，她回娘家探亲时写封信给在北京丈夫，建议他纳妾，来生活有人照应，二来也希望能生下男半女。虽说朱安建议在当时是个社会常规，但她发出这封信也真要鼓足勇气，而且信中提到既是私人事，她还得请自己兄弟帮忙写信。可是信到北京，只引起周树人更强反感，在日记中斥之为“颇谬”，根本没有回信。事实上，朱安和丈夫婚后长期分隔两地，从没有直接通信，所有消息都只在母子来往信件中转达。虽说这在当时传统家庭是正常现象，但周树人此时却和弟妇羽太信子有频密书信往还。对朱安来说，她熟悉世界出现个断层，让她觉得愈来愈难以理解。
1916年底是鲁瑞六十大寿，周树人从北京回到绍兴贺寿，住四个星期。这在朱安来说是个忙碌时间：作为长媳，筹备庆祝工作都落到她头上；羽太信子对中国习俗认识和社会关系都不深，自然帮不上大忙。朱安在大家族中运作自如，是她得到婆婆喜爱个主要原因；鲁瑞在生活上已变得很依赖她。
正因如此，1919年鲁迅决定举家移居北京时，朱安去留并不是个疑问：她作为周家分子地位是稳固。她知道这次北上，和娘家可能再无后会之期，所以与寡母、兄弟、弟媳和侄子合照留念。离开绍兴当天，她胞妹在码头送行。
北京生活
1919年12月24日，周家开始前后五天旅程，乘船离开绍兴，再换火车往北京。这是朱安生头次，也是唯次长途旅行，途中接触到尽是陌生环境和事物；这份断根滋味将会陪伴她辈子。
朱安到北京，就要面对新生活，但要建立起新生活方式对她来说几乎是不可能。她在这个地方连语言也说不通，而离开大家族支持，在周家兄弟同住环境里，她变得孤立无援。主持北京八道湾家务是羽太信子：和绍兴相比，北京为个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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